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谙熟阴阳 调和即人和

谙熟阴阳  调和即人和
 阴阳学说
    在上面,我们利用五行对我们的五星模式作了静态描述。但是,目前我们的模式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它还缺少一种能源、一种动力。好比一台电视机,硬件已经装配完毕,却还不能接收到信息,显示出我们想看到的画面。因为它还要接上电源——由火线和地线组成的电源。
    自古以来,言五行必说阴阳,说阴阳必言五行。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是中国先哲认识和分析事物的一种方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阴阳与五行学说常常是相互联系、互不分割的。因此,也都被我们借用来解释和阐述五星模式的理论和实践。
    阴阳学说从原则性上分析需要,说明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五行学说则从个别性上归纳各种需要,并说明它们之间的变化关系。因此说,阴阳中包含五行,五行之中又分阴阳。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阴阳五行的结合,不仅可以说明事物矛盾双方的一般关系,而且可以说明事物问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较为具体和复杂的关系,从而有利于解决复杂的心理现象和调和人的需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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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阴一阳谓之道
    阴阳学说是我国古代先哲对世界的认识。《易经》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就是道理,就是规律。中国先哲对世界的认识是从阴阳开始的。
    阴阳思想的产生,当是源自男女不同性别,是人类原始思想的产物。《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这个两仪就是指阴与阳。最初,中国先哲把向着太阳日光的部分称作阳,背着目光的称作阴。后来,又引申解释其他现象,逐渐使阴阳成了一种哲学概念,用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种互相联系、互相对立的动态平衡势力。因此说,阴阳是中国先哲对宇宙间互相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既代表两个相对立的事物,又代表同一事物所具有的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
   中国先哲认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阴阳相互对抗的两个对立方面,如昼与夜、寒与暑、晴与阴、动与静等,由于阴阳两方面的运动变化,构成了一切事物,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
    中国先哲对阴阳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特定事物,即不单纯把阴阳看作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两大要素,而主要是用以说明宇宙间万物一切变化现象的属性。即把事物的功能、特性抽象出来加以概括,比如:天、日、仁、上、前、明、往、昼、尊、贵、福等一切积极性的事物都属阳.地、月、义、下、去、后、暗、夜、卑、贱、祸等一切消极性事物都属阴。
    《易经》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变化现象,无不依当时的时机与所处的地位,或者成为阳,或者成为阴,这一阴一阳的变化作用,永远反复不止,无穷无尽。这便是宇宙的法则,人生的法则。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意思是说阴阳。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是分析和归纳千变万化现实事物的纲领,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源。也是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根本。
    阴阳学说在中国古代医学中应用十分广泛,它主要是以对立统一为核心,以阴阳双方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为基本内容,并且采取取象类比的方法,来说明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药物、治疗养生等问题。
    人的心理需要也同样具备着阴与阳两种性质。比如:当主体与客体共同存在时,主体需要便是阳。客体需要便是阴。人和就是调和主客体间需要的平衡。再如,一种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性质和程度,满足为阳,损亏为阴。
    对心理需要阴阳性质及作用的深刻认识,有助于我们在发展变化中准确地把握需要、调节需要。
    阴阳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是中国先哲对整个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认识和概括,这试图以阳阴两个基本范畴说明宇宙的性质和规律,这种辩证的思想远远超过了当时西方哲学的发展水平,至今仍闪烁着东方先哲智慧的光茫,令当代西方哲学家及科学家们所倾目和叹服。
    阴阳学说主要内容有五个: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
    消长、相互转化、相互平衡。下面,我们对这些思想加以介绍和说明。
    阴阳的相互对立
    阴阳学说认为;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中阴阳两方面的相互对立,主要表现在它们之间互相对抗,互相斗争。有如力学中说的作用和反作用,吸引力和排斥力。吸引力是“阳”。这两种力互相对换,又互相统一。牛顿因为苹果下落而发现了吸引力并作出万有引力定律,但是他没有看到排斥力。因此,在说明星球运动的离心力时,牛顿理论暴露出根本上的缺陷。这表明牛顿不懂得阴阳对立的原理。
    任何事物相互对立的一方,总是通过斗争对另一方起着制约作用。“动极者,镇之以静:阴亢者,胜之以阳”。有斗争才会有胜负。这种有胜负在中医学中被当作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素问•应象大论》中说:“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在正常的情况下,“阴阳两个对立着的方面,也不是平平静静,各不相关地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是相互排斥,互相斗争着的。只有这种不断的排斥、斗争,才能推动事物发展变化。”
    阴阳互相对立表现在人的心理需要上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你的需要与他的需要的关系存在着矛盾性,二是你的需要本身存在着阻碍与促进的矛盾性。
    我们都知道的孙膑与庞涓斗法的故事。从心理需要分析,
    两个人的矛盾源自各自都想实现成就需要。尽管二人同出一师,后来又同仕一主,但是由于两个人需    要追求的共同性,而导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共同的需要追求,是追求者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我们可能认为这样有伤情面,但它却是必然的、合理的。孙膑与庞涓两人的冲突的加剧,同时也成就了各自的功名。庞涓在兵败自杀前说:“遂成竖子之名”足以说明他对竞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在相互斗争中得以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需要。
    当然,需要的冲突不仅仅表现在同性排斥上。每个人的需要都可能成为别人需要的对立面,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体现。
    就个人而言,在特定时期,他具有的不同层次的需要,也可能成为某一需要实现的障碍。李自成农民军攻进北京城以后,成就需要基本实现了,生理需要成为许多人的追求。他们觉得自己是胜利者,不再应该过从前那种艰苦的生活了。结果,新的生活需要阻碍了成就需要的最后实现。农民军没有能够对明军残部予以有力打击,酿成清兵入关的惨败。
 
阴阳的互相依存
    阴阳不仅仅相互斗争,而且相互依存。阴阳双方中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
上者为阳,下者为阴。没有下即无所谓上;没有上也即无所谓下。高为阳、低为阴。没有阳高,就没有低阴;没有低阴,也无有阳高。
    所有相互对立的阴阳两方面都是这样的。阳依存于阴,阴依存于阳,每一方都是以另一方为存在条件的。《类经图翼•阴阳体象》中说:“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成。”如果阴阳双
    方失去了互相存在的条件,即所谓“孤阴”,“孤阳”,也就不能再生化和滋长了。
    黄帝在和歧伯讨论阴阳时说:清阳之气上升,蒸腾而成为天,浊之气下降,凝聚而成为地。但是,还应知道,地面上的水由于天上热力的蒸发,也可以化为气,上升而为云;天上的云,在地力的作用下,也可以下降而成为雨。也就是说,雨虽然是从天而降的,但却根源于地面的水;云虽然是地面的水气上升而成,但却由天上阳气的蒸化而成。这段话说明了阴阳是相互作用的。阴也可能上升,阳也可能下降,阴和阳是相互依存的,互为条件的。
    就人的心理需要而言,如果没有别人的需要,你的需要也就没有意义,所有的人都努力实现自己的需要,于是也为别人提供了需要实现的机会和可能。就你个人需要而言,没有此需要的实现,就没有彼需要的不满足。
古人说:人至圣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至清、至圣从阴阳角度说,都是“孤阴”、“孤阳”现象,不能产生生化作用。这一境界是凡夫俗子所难能做到的。
我们提倡的“我爱人人,人人爱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道德,体现了阴阳相互依存的哲理。它使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生活在集体之中,集体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的利益就是集体的利益。集休利益的削弱和丧失,就是我的利益的削弱和丧失。
对于一个渴望尊重的人,他的尊重往往和他所属的国家、民族、家族、或者单位紧密相关,所获得的尊重程度也不同。

阴阳的相互消长
    阴阳消长是说明阴阳双方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或者阴消阳长,或者阳消阴长。,阴阳的双方不是处于静止不变化的状态,而是处于运动变化中。
    比如人体内的各种机能活动的产生,必然要消耗一定的营养物质,这就是阴消阳长过程。而各种营养物质的新陈代谢,又必须消耗一定的能量,这就是阳消阴长的过程。
    在正常状态下,这种“阴阳消长”是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中的。如果“消长”超越一定限度,平衡遭到破坏时,就会出现阴阳某一方的偏盛偏衰。
    偏盛偏衰在人体就是病疾状态。《素问•应象大论》总结说:“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这里的所谓病同样也可以说明人的心理疾病。
    当一个人为了实现成就需要时,他总要牺牲别的需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粹,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是为了爱的需要宁肯牺牲生理需要的典型例子。相思之苦,是为爱得痴情。这种挚爱虽然十分动人,但是却是一种超常举动,用阴阳理论来说,它是属偏盛一类的病症。
    人的这种超常举动有值得推崇的一面,也有应该酃弃的一面。崇高的一面在于人的超常举动表现了一种精神,即自我牺牲的阳刚之气。相反,这种精神又表现出一种悲剧意义。因为自我牺牲是以抗拒或背叛常规为目的,因而它具有知不
    可为而为之的执着,这本身就充满了悲剧的色彩。
    超常的行为是时而发生的事。需要的阴阳消长规律注定你要这样做。有一天你起床晚了,为了不迟到,你只好不去吃妻子已经做好的饭。象这样的小事。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打乱你原来计划的或遵循的生活规律。
    你要得到这方面的满足,就必须付出另一方面的需要。上帝为我们安排了如此的公平原则。成熟的人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尽量不去做极端的选择;头脑冷静的人牢记这一点,遇到如此选择时,会从容地处理自己的选择,克制自己被诱惑起来的冲动和欲望。

■阴阳的相互转化
    阴阳两个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即阴可以转化为阳,阳可以转化为阴。
    黑夜发展到一定时间,转变为白昼,白昼经过一定时间,又转变为黑夜。夏天的炎热到一定的程度,即向秋的凉和冬的寒变化。《易经》中指出“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
    阴阳的互相转化从哲学上说就是质变。而阴阳的互相消长则是量变。消长是转化的前提条件,转化是消长的必然结果。量变最终要导致质变,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我们在日常所谓:动极生静,静极生动,穷则思变,苦尽甘来,等等,都是这个意思。
    就人的需要而论,如果没有阴阳变化,就不会有需要的满足和不满足。一种需要在现实中不会一下子奏效的,它经过阴阳消长的过程之后,需要实现逐渐积累,最后达到满足,于是新的需要也产生了,原来的实现了的需要变成了一种新生的未竟的蔫繁。
     一个中学生的成就需要可能是考上重点大学,从中学校门到大学校门这段距离是他的需要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要用六年才能达到,也可能是五年、四年、三年。一旦扛着行李卷走进那所朝思暮想的校门以后,他完成了由中学生向大学生的质变。
     但是,考不上大学也不等于他的需要就不能再发生新的质变,许多落榜的青年,后来都选择了新的内容的成就需要作为奋斗目标而去努力实现。
     也就是说,质变的可能结果是有两个,而不是一个。或者是好的结果,或者是坏的结果。总之,经过量变之后,新的需要产生了。这就是质变的必然结果。   
     我们对心理需要阴阳转化的理解不应是教条的,要看到必然性的一面:阴阳任何一方经过变化都会导向另一方;人的需要电是在完成或实现过程中发生、发展的。
人的任何努力几乎都是为了争取实现质变的。对待质变的认识影响着新的选择。采取极端的做法来实现所追求的需要。往往是主观的、盲目的。因为对于一个需要的实现,你所应付出的努力是不能与别人的付出来衡量的。别人可以用一年或者二年的时间,写出一个惊人之作来,但你可能就不是这个时间,也许更短,也许更长些。
    质变对于每个人可能是相同的,但量变却是大相径庭的。
    这可能就是老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一开篇就阐述的哲理:幸福的家庭往往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却是各有不同。

阴阳的相互平衡
    阴阳在发展变化过程中,虽然会产生不平衡,但发展变化的结果仍然要恢复到相对的平衡。
    从哲学上讲,对立和斗争是绝对的,而平衡则是相对的。但对立和斗争目的却在于争取新的平衡。即:对立和斗争是平衡的前提和手段。因而,每一次新的平衡决不再是从前的平衡。
    阴阳学说十分强调阴阳平衡,认为这是事物发展的最佳状态。《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这是中国先哲说明人体正常的活动是阴阳和谐的集中表现,而阴阳失调就会神病、形病。
    人的需要就个体内部而言,由需要亏缺到需要满足,即是由不平衡达到平衡的过程。
    每个人的心中都装满了需要。按着马斯洛的层次说和我们新注入的五行说,我们发现:人的不同需要问关系是需要达到相对平衡的,即需要的实现或发展都要表现出或达到一种和谐状态,这样才会使人的心境平静祥和,否则便会出现狂躁、不安、焦虑等不良表现。这种不良的心理状态既是一种心量疾理,而且    久而久之便会导致生理方面的疾病。我们将在后面讲到这方面的知识。
    具有不同需要的个体与其他个体的需要也存在着相对平衡的关系。不平衡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竞争,甚至反对,而平衡则是个人与个人之问的和平相处和亲近。
    廉颇和蔺相如之间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原因是身高不足五尺的蔺相如凭借出人的胆识,为国王夺取了外交的胜利,使敌国不敢轻视赵国。蔺相如也因此受到国王的重用。为此,廉颇很不满。认为自己的战功卓越,应该比蔺相如受到更多的奖励和更大的重用。他扬言要当面嘲弄蔺相如一次,以泄气愤,廉颇的尊重需要和蔺相如的尊重需要发生了对抗。蔺相如听说之后,就主动避开廉颇。他手下的人不理解,蔺相如就解释说:“敌国所以不敢来攻击我国,就是因为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假使我们不团结,敌国就会来进攻。我不该因一点虚荣雨导致国家的不幸。”这番话被廉颇听说,他十分羞愧,自己负荆到蔺相如家请罪。至此二人间的需要冲突平和了,达到平衡。
    平衡是需要的基本满足,不是永久的满足,是矛盾和冲突的基本解决。人和就是要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需要的平和,克服不利因素,减少不必要的阻力,争取更多人的支持。

阴阳理论应用的意义
建立整体观念
    完整地看待活体动态,这是中国阴阳学说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基于阴阳学说,可以概括为“阴阳整体论”,它是中医认识心理现象的总纲,也是我们认识人的需要的总纲,一切需要分以阴阳察之,合以整体概之。
    马斯洛先生从人的需要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且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但是,他没有能从阴阳整体论上对人的需要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使他的理论在实践中往往产生一些方便的后果。因此,我们在建立我们的“五星模式”时,首先作的理论建设就是整体观念的树立。
    我们按着中国先哲的思维轨迹去认识人的需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把人和社会一切事物都看作是阴阳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对抗和亲近、友好,主要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的。心理障碍的发展是阴阳失调,阴阳平和的过程。
     人的正常发展,是人的需要合理调节的结果。而调节的合理性,又是阴阳两个方面保持对立统一的关系的结果。
     人的需要本身是一个整体,其各个部分都是有机联系的。这种联系是以五行关系为中心的,通过生克等作用而实现的。它体现在需要与需要之间、需要与生理、情感、性格等各个方面(在后面我们将介绍这方面的知识)。因此,我们在调和人的需要时,也是从整体出发,从各个需要的关系入手嘴决问题。
     人与社会也是统一的。人是小宇宙,社会是较大的宇宙。小宇宙的人存在于较大宇宙中,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
     社会是人的需要赖以存在和实理的必要条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既要实现自己的需要,也要满足社会的需要。由于人生活于社会之中,所以,社会需要的变化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个人需要的实现,而个人需要的实现也必然对这些影响产生相应的反映。在本书的第一卷中,我们已经以“天时”为题作了详细阐述。我们在这里不作更多的重复。这里我们只是想提醒人们对于。天时”——较大宇宙社会的重视。

辩证论治
    辩正论治是中医诊病治病的手段,对于我们调和人的需要也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辩证;(2)论治。辩证就是分析、辨别、认识疾病的证候。论治就是在辩证的基础上,经过研究、考虑而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
    辩证和论治是我们认清需要和调和需要过程中的两个必要的手段。它决定我们如何去做的问题。
    辩证是决定调和的依据和前提条件。论治是解决症结和问题的手段,也是最终的目的。论治的过程即是检验辩证的过程。
    辩证论治的意义在于它不同于一般的“对症治疗”,也不同于现代医学的“辩病治疗”。
   “对症治疗”是头痛医头,孤立地看一个症结,“辩病治疗”是只看现时,不看从前和将来。
    事实上,一个病具有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的症候,不同的病也可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同样的症候。因此,同一疾病的不同症候治疗的方法也就不同;而不同疾病只要症候一样就可以用同样的治疗方法。
由此可见,辩证的证可以概括表示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等因素,论治就是根据这个证进行相应的治疗。
    由病毒而导致的生理疾病和由需要滞塞而导致的心理疾病,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都有根本的不同,但是辩证和论治的应用意义却是共同的。因此,我们同样可以对心理疾病加以辩证和论治。
    辩证论治和我们所要讲的权谋术具有相同的含义和作用。辩证即权衡,论治则是谋求。因此,我们与其把权谋看作是一个概念,不如把它理解成一个过程,一个经过细致权衡,精心谋划,最终使自己不败或打败对手的过程。
    当诸葛亮渡江来到东吴,准备实现联吴抗曹的战略时,他对东吴的将帅作了一番辩证权衡,并精心制订了应对之策,对于张昭之流的主降派人,他采取的战术和对孙权、周瑜都不同。在对孙权和周瑜采取激将法时,又根据二人的心理需要状态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这表明深谙阴阳五行之道的诸葛亮已经熟练地把辩证论治方法和原理应用于解决人和问题。

调和的原则
    我们把心理需要不能实现的心理因素称作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对于这种心理障碍的克服或心理疾病的治疗,是我们这本书的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如何克服心理障碍或治疗心理疾病,有一个原则的问题。我们的心理需要调和原则是用阴阳五行作指导的,它建立在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的基础上,通过获得来的客观资料作依据,根据不同情况而制订出的各种不同的治疗原则。    根据中医学我们总结出关于治疗心理疾病,克服心理障碍的应用原则,这些原则,在实践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治病求本原则,标本缓急原则,平衡原则,以及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随机原则等。
    下面,我们将分别叙述这些原则。

■治病求本原则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其本”。就是说治病必须抓住疾病的本质,针对其本质进行治疗。这是辩证论治中的根本原则。
中医认为;在临床实践中某一症候现象可以由不同本质的疾病产生,而同一本质的疾病又可以产生若干不同的现象。
    治病求本就是研究和找出疾病的本质进行治疗。
    比如头痛一症,中医认为可以由于外感、血虚、痰湿、瘀血、肝阳上亢等各种原因所引起。治疗时就    必须找出疾病的本质,或采用能表、养血、燥湿化痰、活血化瘀、平肝潜阳等方法进行治疗。这种针对疾病的原因和病变本质所在的治疗,就是治病求本。
    我们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大种类,每一种需要都可能产生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因此,找出致病的本质需要是最重要的。
    但是,仅此而已还不够。还要找出疾病的原因。某一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的形成往往由几种原因造成的。比如:满足程度不够或者满足程度过多,或者为其他需要所克制等等。只有找出根本原因才能达到有效地治疗。
    在诸葛亮率军南征之初,马谡奉刘弹“敕命”带酒帛前往劳军。诸葛亮把他留在帐中,问对此征南有何高见。马谡当时讲了一番精辟的见解。他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
    这段分析可以看出马谡对攻心为上的深刻理解和高度重视。“心”是人的本质所在,也是需要的本质所在。马谡建议诸葛亮治南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一针见血地指出事物的根本。治病治本,治人治心。
    至于如何治,诸葛亮根据不同人采取不同的治法。比如对孟获采取的七擒七纵的方法。孟获作为少数民族的首领,具有顽强、倔犟的性格,他对汉人有偏见,有独立意识,这是他反汉的心理障碍所在。所以,诸葛亮七擒七纵,为的是安抚其心,降服其心。改变他对汉人的偏见,最后终于使他由衷地说出:“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因此,在进行心理需要调和中,首先要牢记三件事:
    (1)找出最本质的需要种类。
    (2)找出导致这种需要现状的根本原因。
    (3)标本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
    因此在实践中要注意掌握其变化规律,以便及时调整策略。

标本缓急原则
   “标”的本义是树木的末稍,引申为事物的枝节或表面,中医中的“标”即是现象。“本”,就是本质。
    在中医学中,标和本的含义是多方面的。从疾病上来说,病因是本,症状是标:从疾病的新旧或发病的先后来说,旧病为本,新病为标,先发之病为本,后发之病为标。在临床实践中随具体情况来定。
    由于在复杂多变的病症中,标本主次不同,因而在治疗上就有“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以及“标本同治”的区别。
    急则治其标,是一种应急措施。当标病甚急,不及时处理就可能危及生命或影响本病的治疗时,这时就要以治标病为先。
    从权谋术角度理解,急则治其标是一种应变的急智。《三国演义》中讲的“谋董卓孟德献刀”故事就属于这类。
    当曹操身佩宝刀,来到相府。当他看见董卓面朝墙壁躺在床上时,认为机会已到,便“急掣宝刀在手,不料被董卓仰面从镜中看见,曹操一见大势不妙,急中生智,”乃持刀跪
    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献上宝刀之后,董卓的怀疑打消了,曹操乘机逃走。
    在董卓急回身的瞬间,曹操采取的谋策就是根据急则治其标引发的。因为此时保全自己要紧,失去机会和宝刀也在所不惜。紧急之策以放弃原来目的为前提,避过眼前之难,这就是急则治其标的道理。
缓则治其本与前者相反,是从根本着手的策略,大多用于病势较缓的病症。
    前面讲过的诸葛亮治南蛮所采取的策略也体现了缓则治其本的思想。治蛮是长远之计,非兵到即降所能解决的。而且,蛮人常有反复。因此,治其本是第一位的。这也是局势的急缓所决定的。因为不急,便有时间根治。在治本时,必须考虑到缓急的问题。
     当标本都急时,就要采取标本同治的策略。因为这时,在时间和条件上不允许单治其标或单治其本。古时的围魏救赵策略就是属于这一类原则的计谋。
     赵国危急,齐兵去救援。田单的战术是同魏兵相战,这是急则治其标。但与之相反,孙膑采取攻打魏国都城的策略,即采取标本同治的策略。因为攻打魏国都城,攻打赵国的魏军就必须回防,这样赵国的危急就解决了,标的问题解决了。在敌人回防的路上设伏,消灭魏军的主力,使魏国在今后几年中不能对齐国和赵国构成威胁,这是治其本。
     在辩证论治过程中,要分清标本,如果标本不明,则治疗时主次不分。势必事倍功半,甚至遭致彻底失败。其次,要分清缓急,如果缓急不识,则治疗时轻重不分,就会失去机会,影响全局或将来。

●正治反治原则
    中医学上的正治法是指疾病的临床表现和它的本质相一致的治法,采用的药物和方法与疾病的证象正好相反,所以又叫“逆治法”。例如,寒证用热药,热证用寒药,实证用攻法,虚证用补法。
    反治法与正治法相反,是指临床表现和它的本质不相一致的治法,采用的药物和方法与疾病的证象是相顺从的,又称“从治法”。例如:用热药治疗热证,用寒药治疗寒证。
正治反治的原则都是在治病求本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一种灵活的治疗嘬则。
    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这是正治原则的内容,它在心理医疗上的意义是针对某一需要的不良现象加以硬性方式的治疗。曹刿论战的主要策略就体现了这种思想。
    敌军击鼓叫阵,士气高昂,大有一战即胜之势。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属于成就需要过亢,是实证。所以,曹刿采用的对策是不击鼓,以静制动。目的是使敌军“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通过“实而泻之”,削弱了敌军的士气。
    反治法在医学上有“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因,是内因的意思。用,即指治疗。
    如果察之证候的本因是由于热,或者寒,或闭塞,或者通泄。这时,可以采取热的方法,或者寒的方法,或者补塞的方法,或者通下的方法。
    在权谋术上,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疏导的方式。捧人术便是主要采取这一思想的。
    林彪当上国防部长以后,他开始研究当时决定他的命运以及全中国命运的人物。他发现毛泽东喜欢按自己意志办事,这实际上是极端自尊的表现。于是林彪灵机一动,从毛泽东的这个需要出发,迅速掀起了“红宝书”热。毛泽东成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伟大统帅。林彪自己因此成为伟大人物的最亲密战友了。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不友好状态,抗美援朝战争使两国成了敌人。七十年代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两国来说已经十分重要了。但如何打开闭塞的大门,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和他们打乒乓球。通过体育来试探性开始两国都想往的交际。这个做法后来成功了,甚至让许多国际观察家和情报组织也没有发觉。所以,尼克松成了第一个打开新中国大门的帝国主义总统。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反治也是正治,都是在求本原则指导下灵活应用的一种方法。
    在施用这一原则时,要注意疾病的本质,也要注意治疗方式是否与这个本质相统一。

平衡原则
    所谓平衡原则,就是任何心理障碍的调治,都是以导向心理重新平衡为旨归。
    当我们把马斯洛先生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引入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中,我们就开始从需要的整体高度来看待我们所要探讨的一切了。
    平衡是任何整体结构所追求的目标。科学家们从各方面的研究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规律,即任何物质结构都具有守恒性。一旦这种稳定被打破或摧毁,这一结构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中国的阴阳对立统一,互相转化,互相消长,都体现着平衡的思想,对立是为了统一,转化、消长也是为了达到新的平衡,或者维持旧有的平衡。
    五行的相生、相克、制约,目的仍在于追求一种平衡。生的作用是促进、助长、资生,是针对虚弱的一行状态而言的。克的作用是抑制、制约,是针对过盛的一行状态而言的。因此,生和克都是为了达到平衡的手段。
     人的心理需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目前人们还没有发现令人叹服的需要理论。我们从阴阳五行的角度看人的需要,也只是一种探讨。不过我们相信我们的理论能够自圆其说。
平衡原则对于需要结构依然适用,是我们的“五星模式”必不可少的。马斯洛先生看到了平衡对需要的意义,但他没有能从动态方面阐述平衡的意义。
    人的需要结构就象打一场蓝球赛。五个队员根据场上的形势,不时地调整自己的阵容。每一次调整都是为了平衡力量,突出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生活中,人的心理需要也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为了实现某一需要,又往往需要调整好其他几个需要,否则就会在后来影响需要的实现。
    在上面的那个比喻中,每个队员都代表一种需要,每一个阵容都代表调整后的需要结构,对方则代表需要实现相冲突的需要。赛场代表活动环境。
    阵容调整的原则也是以平衡为指导的。一旦阵容的不平衡因素被对方发现,这一点就成了对方攻击的目标。所谓的漏洞都来自结构的不平衡。
    吕布是三国时代的著名战将,但他的需要结构却暴露出极大的漏洞,就是尊重需要不足。做为一男子汉,他缺乏应有的自尊和人格。所以,这个弱点几次被人利用。第一次是董卓用一匹千里赤兔马:第二次是王允用绝代美人貂婵。
    心理需要结构在静止时,不易被发现漏洞,只有在运动起来时,才易被发现。因此,平衡原则的作用和意义就十分昭然了。

随机原则
   人的心理需要发生发展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时代局势,社会环境,个人情态等诸方面因素对人的心理需要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争取人和时,要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采取不同的方法。即是说,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所谓因时制宜,是指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和事态发展阶段的特点,选用不同的调节方法。
    刘备打下成都后,为了实现西川的长治久安,委托诸葛亮拟定治国条例。诸葛亮采取了以法治国的方针,刑法颇重。法正不同意诸葛亮的见解,说:“当年刘邦就是采取宽刑省法的,民皆感其德。”诸葛亮却说:“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
诸葛亮将汉高祖治国的经验,和当时的西川现状加以分析,主要认清了时代更替的原因。天时不同,则方法不同。
    因地治宜,即是根据不同的环境来考虑不同的治疗方略。比如,西北地高气寒,病多风寒,寒凉之剂必须慎用,而温热药的用量又要适当加大。东南地区地势低而温热多雨。病多温热及湿热,湿热及助湿之剂必须慎用,而清凉及化湿之剂就应稍重。
    人的心理需要也有一个环境的问题。这个环境可能是一个场所,也可能是一个单位,等等。它主要指我们所处的具体处所。
    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你要批评一个很好面子的人,在单位众人面前说出你的批评和去他家里说这番话效果一定不同。后者的效果显然比前者的好。
    因人而宜的道理也同样。要根据人的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等不同情况考虑你的方法。女人和男人不同,老人和小孩也不同。即或是同一种需要,每个人的期望内容也不同。因此,要考虑到这些差异。
    诸葛亮的空城计是针对司马懿而实施的一招险棋。他认识到司马懿这个人天生多疑,所以料到他不会相信诸葛亮真的会是空城,因为他的对手诸葛亮是一个一生谨慎的人。如果不是这撵一个司马懿,诸葛亮万万不敢冒此大险。这就是因人制宜的奥妙。
    荣格说:人心是最难捉摸的东西,在任何具体的病例里,我常禁不住要搬出没有的理论假设去解释心理症的结构,以及有关病人所能做或该做的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我都凭经验确定治疗目标。因此,在进行心理需要调节时,充分考虑到因时、因地、因人的随机原则,才能把握好最难捉摸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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